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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诗三笺与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

关键词：钱谦益 杜诗三笺 诗史观

　　论文摘要：明末清初，钱谦益三笺杜诗：《读杜小笺》以史证诗，《读杜二笺》以诗正史，《钱注杜诗》以诗补史。三次笺注贯穿的诗史互证精神，对其晚年创作产生重大影响。

　　钱谦益，明清之际著名的文学家、学者，其诗文创作与文学主张对明朱清初的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。他先后三次笺注杜诗，时间跨度近30年。从三笺杜诗的学术活动中，我们可以考察出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过程。

　　一、《读杜小笺》：以史证诗

　　崇祯六年(1633年)，钱谦益在《读杜小笺》中提出“诗史”观。他在《郑典设自施州归》笺注中说：“施州，裴冕也。冕性侈靡，好尚车服及营珍馔。每会宾友，滋味品数，坐客有哨声于名者。二诗记汧公、施州事，皆诗史也。”“二诗”是指此诗及《赠李十五丈别》，钱谦益认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裴冕等人的事迹，故可称之为“诗史”。

　　关于钱谦益的“诗史”观，我们还可在其序跋中找到有关论述。崇祯四年(1631年)，他在《跋汪水云诗》中说：“《湖州歌》九十八首，《越州歌》二十首，《醉歌》十首，记国亡北徙之事，周详恻怆，可谓诗史。”他认为宋末汪元量诗写尽国破家亡之痛，堪称诗史。

　　钱谦益认为杜诗有诗史意义，这确实把握了杜诗的真精神。杜甫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、《北征》等诗为史诗中之名篇。五代以来，杜诗即诗史成为许多士人的共识。五代孟棨在《本事诗·高逸第三》云：“杜逢禄山之难，流离陇蜀，毕陈于诗，推见至隐，殆无遗事，故当时号为诗史。”宋代欧阳修等人编撰的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云：“甫又善陈时事，律切精深，至千言不少衰，世号诗史。”白宋以来，杜诗即“诗史”之论为人们所理解，并促使了“诗即史”观念的产生。宋人严粲《诗缉》卷二十二“鼓钟刺幽王”条云：“然古事亦有不见于史，而因经以见者，《诗》即史也。”明人何楷《诗经世本古义》卷首，明人朱朝瑛《读诗略记》卷四“鼓钟”条均引用严粲此句。宋代以来，严粲诸儒以《诗经》补史，体现了古老的诗、史合一的传统。元人刘养吾则明确提出“诗即史”，其《送钱方立游荆二首》(其一)诗云：“阿年耆旧谁家传，一代衣冠又古丘。乱后题诗诗即史，未应轻付水东流。”

　　正是在诗史观已为人们所接受的背景下，钱谦益在《读杜小笺》中提出了他的诗史观，即以史汪诗，并在笺注中多次运用。如《投赠哥舒开府》诗注，引用天宝十一年哥舒翰与安禄山同到朝中事迹，笺释“受命边沙远，归来御席同”句;《上韦左相》诗注，引天宝十三年杨国忠精求端士事，笺释“霖雨思贤佐”句;《塞芦子》诗注，引安史之乱时，史思明兵进太原而致崤、丽空虚渚事。笺释“崤、函盖虚尔”句。这样的笺注，在《读杜小笺》中俯拾皆是，反映出钱谦益“诗可传史，史可证诗”的诗史观。

　　二、《读杜二笺》：以诗正史

　　崇祯七年(1634年)，钱谦益作《读杜二笺》。在《渎杜二笺》中，钱谦益在以史证诗的基础上，采用一种新的笺注方法，即以诗正史。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杜甫《洗兵马》主旨的阐释。

　　在《读杜小笺·洗兵马》笺注中，钱谦益认为肃宗诚心思父，迎玄宗于巴、蜀，后因李辅国谗间，遂有移仗之事:  <武汉大学自考，华中师范大学自考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自考，江汉大学自考办事处>

　　郭湜《高力士传》云：辅国趋驰未品，小了纤人，一承攀附之恩，致位云霄之上，欲令猜阻，更树勋庸。移仗之端，莫不由此。与公诗意正相脗合。关中即留萧丞相，谓房琯也。瑁自蜀奉册，留相肃宗，故曰即留也。张子房谓张镐也。时镐方代琯为相，故曰复用。琯与镐皆玄宗旧臣，遣赴行在，肃宗用之而不终者也。钱谦益引用郭浞《高力士传》，把房琯罢相之因归咎于李辅国谗间，这用的是以史证诗的方法。后来钱谦益修改此论，在《读杜二笺·洗兵马》笺注中，撕开了肃宗温情的面纱，认为肃宗尽孝迎父为假，猜忌囚父是真，玄宗移仗之根本原因不在于李辅国谗问，而在于肃宗为了皇权而不尽孝道。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肃宗：

　　呜呼!伤哉!公以上疏救房琯，自拾遗移官，流落剑外，终身不振。此其一生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，而后世罕有知之者。则以房琯之生平为唐史抹杀，而肃宗之逆状，隐而未暴故也。……唐史有隐于肃宗，归其狱于辅国。而后世读史者无异辞。司马公《通鉴》乃特书曰：令万安、成宜二公主视服膳，四方所献珍异，先荐上皇。呜呼!斯岂李辅国所谓匹夫之孝乎?何儒者之易愚也?余读杜诗，感鸡鸣问寝之语，考信唐史房琯被谮之故，故牵连书之如此。并探究出《洗兵马》之主旨：

　　《洗兵马》，刺肃宗也。刺其不能尽子道，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。钱谦益此论可谓意味深长：第一，读诗首先要学会知人论世，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分析，挖掘人物的性格与内心，才能得出正确的主旨。杜甫因上疏救房瑁导致四处飘零、终身不振。当朝廷清洗旧臣之际，杜甫上疏论救，非不察也;言微人轻，卷入党争，非不智也，是儒家“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”的信念支撑着杜甫，而上疏之举成为杜甫日后命运多舛的一个转折点。第二。读史而不能尽信史，房瑁并非浮薄之臣，肃宗并非孝顺之君，《通鉴》并非完全真实，以史证诗可能误解诗人的心曲。<武汉大学自考，华中师范大学自考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自考，江汉大学自考办事处>

　　钱谦益两次笺注，使《洗兵马》诗旨发生巨大变化。《读杜小笺》把房琯被贬归咎于佞臣谗间，语气委婉，对肃宗有所回护;《读杜二笺》则直接刺君，显露肃宗之逆状，语气峭刻。在这种诗旨变动中，钱谦益赋予了诗史观更加丰富的内涵。那就是史可证诗之旨，诗也可正史之误。

　　三、《钱注杜诗》：以诗补史

　　《钱注杜诗》是钱谦益晚年重要的学术著作，也是其《读杜小笺》和《读杜二笺》学术思想的延伸和发展。与前两次笺杜不同的是，钱谦益晚年注杜时，已经做了清朝的子民。山河易代之悲，黍离麦秀之感，沉潜于胸，形诸于笔，使《钱注杜诗》出现了、充满了浓重的家国之思，具体表现为以诗补史观念的深化。

　　钱谦益在崇祯年间笺注杜诗，已经注意到诗歌记载的事情有时会遗落在史家的视野之外，即诗能正史。那么，他晚年的注杜则明确体现了诗能补史、正史的功用。如对《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》的笺注，《读杜二笺》云：“严武之贬，已见于贬房琯之制，而贾至以中书舍人出守汝州，《旧书》不载，他皆无可考。”《钱注杜诗》云：“至出守汝州，在乾元元年。《旧书》不载，皆无可考。……当据此诗，以补唐史之阙。”二笺相较，钱谦益在《钱注杜诗》中明确提出杜诗可补唐史之阙，其以诗补史的意识更加强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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